村上春树的幻灭、苦闷与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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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藤井省三——村上的幻灭、苦闷与彷徨
小站按:本文来源于2013年03月《第一财经日报》对藤井省三的专访。除了谈及村上与鲁迅的比较外,还特别谈到了莫言、韩寒等。你是否同意他的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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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把村上作品和鲁迅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有什么样的契机?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启示性发现是什么?
藤井省三:村上对鲁迅的作品很熟悉,他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对《朝花夕拾》等作品有很深刻的印象。上世纪90年代,村上在一篇写给年轻读者的阅读短篇小说文学指南中,特别提到鲁迅的《阿Q正传》,评价很高,论述也很深。除了评论,村上的作品中出现过很多当代日本的“阿Q”形象。
《1Q84》中有三个重要人物,青豆、天吾,到了《1Q84》Book3里,出现了第三位主人公“牛河”。这个人物与阿Q的形象很相似。牛河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做律师,是日本社会的精英分子,可是从小缺少父母的爱,他自己结婚后又离异,一个人孤苦生活,后来参加邪教组织。他的性格孤僻,形象怪异,他的姓“牛河”是日本从来没有的姓,相当于无姓。无姓之姓,这是一个没有家庭归属,却归属于整个伦理共同体的人物。“牛河”的音读“Gyuka”与阿Q的发音“Akyu”极为相似,村上很喜欢这样的文字游戏。
日报:在你看来,鲁迅和村上对人的精神境况的认识有哪些共同之处?
藤井省三:村上希望通过《1Q84》让读者重新思考日本社会和世界的现实,如果我们有反省的觉悟的话,我们会发现自己也是当代的阿Q。
“幻灭感”是村上能够在鲁迅的作品中找到的深刻共鸣。上世纪60年代村上参加过日本新左翼运动,这些运动是失败的。70年代,村上有意脱离社会运动,这是一个苦闷的时期,与鲁迅《呐喊》自序里的情绪相似。到了90年代,村上开始回归,参与到社会现实的讨论中,从绝望到脱离然后恢复参与,《奇鸟行状录》是这一转变的代表作。
日报:村上的很多作品产生于后现代语境,中国的中年作家更多关注的仍然是前现代或现代社会,而我们生活所面对的很多问题已经具有很强的后现代性了,我们的文学历史如何从这样的写作中走出来?
藤井省三:中国的中年作家确实更多关注现代社会的生活。但有一些被称为“村上的孩子”,比如卫慧、安妮宝贝。安妮宝贝二十世纪末的短篇小说《告别薇安》和后来的《莲花》也富有后现代性。很多年轻的作家都在关注城市文明的空洞,城市青年苦闷、孤独的心情。
日报: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中国作家采取的方式与其他国家的作家有什么不同?
藤井省三:东亚国家中,日本和韩国的作家跟欧洲作家采取的方式很像,中国作家有些不同。以莫言为例,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身份境遇有了很大改变,但他年轻的时候,发表作品很困难,受到的限制也很多。莫言是很了不起的作家,他的作品中包含了很多对中国历史、现实的描写,有很强的当代性。不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是让自己的作品尽可能地发表,所以他更多专注于自己的文学活动,可是我有这样的感觉,莫言好像没有为了别人的发表自由而尽个人的努力,他的发言很谨慎。年轻一代作家比如韩寒,他没有上几代作家受挫、吃苦的经验,能比较自由地活动、自由地发言,我在韩寒的杂文中经常读到中国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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