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幻灭、苦闷与彷徨

对话藤井省三——村上的幻灭、苦闷与彷徨

第一财经日报：把村上作品和鲁迅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有什么样的契机？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启示性发现是什么？

藤井省三：村上对鲁迅的作品很熟悉，他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对《朝花夕拾》等作品有很深刻的印象。上世纪90年代，村上在一篇写给年轻读者的阅读短篇小说文学指南中，特别提到鲁迅的《阿Q正传》，评价很高，论述也很深。除了评论，村上的作品中出现过很多当代日本的“阿Q”形象。

《1Q84》中有三个重要人物，青豆、天吾，到了《1Q84》Book3里，出现了第三位主人公“牛河”。这个人物与阿Q的形象很相似。牛河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做律师，是日本社会的精英分子，可是从小缺少父母的爱，他自己结婚后又离异，一个人孤苦生活，后来参加邪教组织。他的性格孤僻，形象怪异，他的姓“牛河”是日本从来没有的姓，相当于无姓。无姓之姓，这是一个没有家庭归属，却归属于整个伦理共同体的人物。“牛河”的音读“Gyuka”与阿Q的发音“Akyu”极为相似，村上很喜欢这样的文字游戏。

日报：在你看来，鲁迅和村上对人的精神境况的认识有哪些共同之处？

藤井省三：村上希望通过《1Q84》让读者重新思考日本社会和世界的现实，如果我们有反省的觉悟的话，我们会发现自己也是当代的阿Q。

“幻灭感”是村上能够在鲁迅的作品中找到的深刻共鸣。上世纪60年代村上参加过日本新左翼运动，这些运动是失败的。70年代，村上有意脱离社会运动，这是一个苦闷的时期，与鲁迅《呐喊》自序里的情绪相似。到了90年代，村上开始回归，参与到社会现实的讨论中，从绝望到脱离然后恢复参与，《奇鸟行状录》是这一转变的代表作。

日报：村上的很多作品产生于后现代语境，中国的中年作家更多关注的仍然是前现代或现代社会，而我们生活所面对的很多问题已经具有很强的后现代性了，我们的文学历史如何从这样的写作中走出来？

藤井省三：中国的中年作家确实更多关注现代社会的生活。但有一些被称为“村上的孩子”，比如卫慧、安妮宝贝。安妮宝贝二十世纪末的短篇小说《告别薇安》和后来的《莲花》也富有后现代性。很多年轻的作家都在关注城市文明的空洞，城市青年苦闷、孤独的心情。

日报：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中国作家采取的方式与其他国家的作家有什么不同？

藤井省三：东亚国家中，日本和韩国的作家跟欧洲作家采取的方式很像，中国作家有些不同。以莫言为例，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身份境遇有了很大改变，但他年轻的时候，发表作品很困难，受到的限制也很多。莫言是很了不起的作家，他的作品中包含了很多对中国历史、现实的描写，有很强的当代性。不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是让自己的作品尽可能地发表，所以他更多专注于自己的文学活动，可是我有这样的感觉，莫言好像没有为了别人的发表自由而尽个人的努力，他的发言很谨慎。年轻一代作家比如韩寒，他没有上几代作家受挫、吃苦的经验，能比较自由地活动、自由地发言，我在韩寒的杂文中经常读到中国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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