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小传：除了写作，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取悦他

2013-10-11 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

村上春树小传：我将不得不投入战争

文/荞麦

19岁时的村上春树在新宿西口深夜的下水道中露宿。彼时他长头发，坐在混凝土地面，靠墙吸烟，穿衬衫牛仔裤，一副天塌下来也无所谓的表情。那是凌晨三点。旁边都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玩得太晚，懒得回宿舍，便在此消磨时间等天亮。他混迹其中，并无什么特别之处。

屌丝文艺青年村上春树，当时仍处叛逆期，除了爱好音乐，对其他也提不起什么兴趣。这个样子的青年，时至今日，依然有大把存在（19岁时我也曾彻夜在南京街头游荡，自以为忧伤地抽烟，也是一副天塌下来也无所谓的表情）。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文艺青年，是如何穿越漫长的道路，终于成为了今天这个简直已经变成一个国际通用符号的“村上春树”？

这其中当然有类似于神启那样的东西。但更多的，你看到的是一个人能够用尽的所有坚持和自省、困在自我的黑屋中暗自蒙头生长的自觉性、深入最深的井中探索的危险与暴力，甚至还有在几乎达到目标之后不可避免产生的天然困局。

曾经有读者询问村上春树“是否该告诉晚期癌症患者他们病情的真相”，村上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人不该被剥夺战胜自己的恐惧与绝望，以期在身后留下点切实东西的这一崇高机会。”

而村上春树的一生，似乎一直就在“通过战胜自己的恐惧与绝望，以期在身后留下点切实东西。”

29岁～32岁 “我明确无误地接受了它。”

1978年4月1日下午一点半左右。爵士俱乐部老板村上春树决定写一篇小说。

他的爵士俱乐部名叫“彼得猫”，位于千驮谷车站附近。大学毕业之后这位年轻人放弃了找工作的打算（严格来说，他甚至没有完全毕业），转而决定自己开店。这段经营酒吧的经历，在《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中清晰可见：小说中的“我”初君，在妻子家借款的帮助下，开始经营酒吧，意外地获得了成功。店里白天供应咖啡，晚间变作酒吧。

经营成功的秘诀他非常坦然地在小说中传授了：关键在于用人。如何用高薪留住一个（带有同性恋气质的）调酒师，因为那男孩儿有着不可替代的调酒天赋。在小说中，他本是一个失败的小职员，妻子却来自于经商之家，这点也跟事实有重合的地方。他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写道：“太太是商家出身，她身上那种类似悟性的东西帮了大忙。”

然而即使如此，过程也相当辛苦，“曾多少次饱尝失望的滋味”，然而他废寝忘食地工作，终于在将要30岁时迎来了转机：慢慢偿还了债务，收支也渐渐平衡。岂料就在此时，“有什么东西静静地从天空飘然落下……”

当时他躺在神宫球场外场的草地上，喝着啤酒，看着棒球。天空晴朗，风儿暖洋洋，没有一丝云彩，球棒击球时发出悦耳的声响。“我明确无误地接受了它。”“现在，我大概能写出个像样的东西来。”

这篇“像样的东西”，便是他的处女作《且听风吟》。

《且听风吟》在稿纸上写完，每页400字，写了200多页。然后寄往《群像》“新人奖”，连复印件都没有留。就像拿着硬币在许愿池许愿的人，也不介意硬币的去向，然而……愿望实现了。

就像棒球一击即中。后来《群像》奖的评委们最为头疼的事情，便是每年要收到“村上春树”风格的投稿若干篇，但“村上春树只要一个就够了”。别说在日本，在中国他也是很多青年写手模仿的对象：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这是文艺青年村上春树的第一次进阶：一名入行较晚但广受欢迎的青春写手。

他循着这样的写法又写了一篇《1973年的弹子球》。两篇小说同时题名芥川奖，但均没有获奖。他倒没什么遗憾，反而担心获奖之后采访约稿之类，影响店铺的生意。也就是说，此时他从未考虑过以一个小说家的身分生存下去，而是更执著于经营好赖以生存的酒吧。他也在以后的文章中提到：若非这段经历，恐怕自己也写不好小说。这段经历令他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吸收了各色各样的东西，最终这些人物都在他的小说中以另外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

这段时间的村上春树小说里，主角“我”总是个疏离的角色，对万事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他对应着一个类似分身的角色“鼠”。“鼠”想写篇小说，但却什么也没写成。“鼠”也出现在了《1973年的弹子球》中，最后在《寻羊冒险记》中以一种悲壮的姿势与所谓“背上有星斑的羊”一起死去。而“我”则一直幸存下来，并且随着写作者的成长，而逐渐呈现出成长的步骤（从无所事事的青年变为已婚男人）。好像是一个人分成了两半，一半生，一半死。

32岁～36岁 “这种讨巧的事情我做不来。”

每天经营酒吧，凌晨结束营业后回到家，在厨房的餐桌上写个不停。这样的日子，村上春树过了三年。因为勤奋，写的量并不少，但自己还是觉得：“采用如此零散的方式写作，即便能写出新颖有趣的东西，也写不出内容深刻、意味幽远的小说。既然将当小说家的机会给了我，我便想尽己所能，完成一本自己也满意的小说，一本就行。”

1981年，即村上春树32岁时，夫妇俩终于决定卖掉爵士乐酒吧。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收入其实远远高于写作的收入。朋友也出主意：“店铺既然上了轨道，不如交给别人经营，你自己爱干嘛干嘛呗。”可性格别扭的他却说：“将店铺随意交托给某个人，自己躲到别处去写小说，这种讨巧的事情我做不来。”

不做讨巧的事情几乎贯穿了他整个创作的始终。什么事情都要去亲自感受和触摸（“小说家是另类。如果他们没有亲眼所见，没有亲手触摸，他们是不会真正相信任何事情的。”）也使他变成一个更广阔的作家。

在讨论《1973年的弹子球》时，小说家高桥多佳子，曾责备村上春树不该将灌木描写为“像是正在啃食青草的羊群”，因为“日本根本就没有羊”。于是村上春树跑去北海道看了真正的羊：跟养羊人交谈、去政府查阅羊的资料。第二年四月他写完了一篇堪称转折的小说，如前所说，这篇小说中，几乎象征着他青春期一部分的“鼠”彻底死去了。他参考了偶像钱德勒的构建方式：一个孤独的城市中人，要追寻某样东西，而在追寻的过程中将陷入复杂的境地。

在这篇小说中，村上春树第一次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相当直接地面对了政治问题，即使是以相当边缘的方式：男主角受右翼组织老板助理的胁迫去寻找一只背部有星斑的羊，而这只羊很显然具有某种政治上的寓意。虽然他自己说：“如果这部小说算是成功了的话，原因就是我也不知道羊到底有何意味。”这只星斑羊的意味或许非常难以描述，但只要读过的人难免还是对其有着一个大概轮廓上的认识：一种深藏于历史中的暴力与恶。这是村上春树第一次超越了青春小说的概念，来到了厚重的成人世界。

这部《寻羊冒险记》未能取得主流文学界的肯定，但读者却一如既往地喜爱（半年便卖掉5万册）。村上春树也由此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如若一边经营店铺，一边继续写类似《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那样诉求于感觉的文字，迟早有一天会山穷水尽。

正是在《寻羊冒险记》写完之后，村上春树正式开始每天跑步。从此之后，他又多了一个“跑步者”的身份。而跑步的理由，也无外乎同一个：为了更好地写小说。自从毋需经营店铺而只是伏案写作后，他发现自己的健康似乎面临一些问题：体力下降、体重增加、烟抽得太多。开始跑步之后，他顺理成章地戒了烟，从东京搬到了市郊，早睡早起，甚至种起菜来。

《寻羊冒险记》写完第二年，他去雅典跑完了马拉松。并随后赴美见到了自己的文学偶像卡佛，还跟约翰·欧文在中央公园慢跑了六公里，相谈甚欢。从美国回来后，他们又从东京东郊搬到了西边更加古老安静的郊区。随后，一篇更宏大的小说写完了。这篇小说，日文编辑希望他将名字压缩为《世界尽头》，而美国的编辑则希望他压缩为《冷酷仙境》，而英国的编辑则建议他完全更改书名，但他统统拒绝了。他坚持用了这个书名——《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

这篇小说至今依然被看作村上春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尤其是这个书名，几乎可以进入“史上最佳书名”。通过这篇小说，村上春树在孤独的小径中跋涉到了一个中间地带：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作家。

37岁～47岁 “在某些情况下我将不得不投入战斗。”

村上春树在日本的畅销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不日本”。对于本国精神上的刻意远离，最终变成了现实中的出走。1986年，“远方的鼓声”催促他上路，由此而开始了长达九年的国际性漫游。

说是什么“远方的鼓声”，其实不如说源自内心的焦虑。《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让他精疲力尽，很长时间内只能写短篇小说。他遥望40岁，深深感到如果一直待在日本，很可能在稀里糊涂地应付日常生活中徒然增加了年纪。这种自我发展的自觉性几乎贯彻了村上春树的一生，所以他的成功也可以算作是“自我意识的产物”。他希望自己在40岁之前，写那种40岁之后很可能不写也写不了的小说。就因为此，他跟夫人收拾行囊，将自家公寓出租，打包了一切，奔向了孤立无援的异国生活。

在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他只管埋头大写特写。1987年四月（又是四月），他跟夫人带着九百张稿纸回到日本。9月份他们回到罗马时，这本小说刚刚在日本上市。谁都没有意识到：日本文学史上罕见的纯文学畅销书由此诞生。

这本“40岁之后很可能不写也写不了”的《挪威的森林》至今在全球卖出了多少本？恐怕时隔这么多年，已经难以统计其确切的数字，总之是“很多很多很多”。多得使村上春树“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种现象”。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用稿纸写作，从《舞！舞！舞！》开始，他用上了文字处理器，之后又换成了苹果电脑。

《挪威的森林》的疯狂畅销，几乎令他感到困惑和恼怒。除了写作本身，事实上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地取悦他。到了这个年纪，夫妇二人已经彻底放弃了生孩子的想法，对于写作的执著令他对此一直无怨无悔（而且他觉得自己不像父辈那样对世界的未来保持乐观）。

1990年他们回到日本后，遇到的问题更多来自于交际上的困扰。村上春树坚持不上电视，但却免不了文学界的一些你来我往：编辑们没完没了的约稿令他疲倦，拒绝的话便被称作傲慢。生活中的各种琐事也令他烦躁。这些都被他视为写作的大敌。

这一年秋天，解决之道出现了：他跟一个美国编辑说起对普林斯顿安静生活的向往之后，编辑很快联系到普林斯顿日本史的教授，后者马上邀请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访问普林斯顿。刚刚在欧洲待了三年的村上夫妇，为了寻找一张安静的书桌，再次收拾行李上路。这段旅程的成果如此显著，以至于一篇小说都无法容纳。于是他将脑子里那个大部头的小说拆分为两部长篇：一部是《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一部是《奇鸟形状录》。

如果说《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不过是《挪威的森林》之后的成人版，那么《奇鸟形状录》则又到达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它是村上春树真正确立自己的一部长篇。在写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改变：“我知道，不管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一个人，在面对我周围的世界时我都一定得变得更加开放。我也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我将不得不投入战斗。”

《奇鸟形状录》中核心的历史事件便是“诺门坎事件”（战事于1939年在当时的满洲与蒙古的边界诺门坎发生。日、俄双方的军队分别代表“伪满洲国”及“蒙古国”交战，但日、俄双方并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战事以日本关东军大败结束。）在虚构出一切之后，他才真正踏足蒙古边界上的这一“世界上保持最完好的”战场，并且随后遇到一起灵异事件（回到宾馆之后感到房间在强烈地颤抖和摇晃）。

他一直对这个小型战役有着奇特的热情，自己都无法解释，后来他才意识到，这是因为“这场战役的根源太日本了”。在这其中死去的士兵都是“被谋杀的”，都被“当作微不足道的消费品给消耗了”。这种情况在诺门坎第一次发生，但日本从这一惨痛的经验中什么都没有学到，所以它才继续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此尖锐地审视日本，跟当初那个写作时竭力想逃离“日本状态”的作家已经判若两人。

他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甚至，在之前几乎所有的小说中对妻子的离去显得没什么感知的男主角，在这篇小说中却开始为了夺回出走的妻子而战斗，与自己所感知的“恶”而战斗，为此甚至不惜进入深井，棒击别人。在这篇复杂荒诞的小说中，他正尝试探索最远的边界，又妄图深入最深的历史。

48岁～63岁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

“这段时间最好不要回东京。”1995年，友人好心地告知远在美国的村上春树。这一年，日本发生了两件大事：坂神大地震和东京地铁毒气事件。而村上春树前所未有地深深参与其中。除了给地震募捐之外，从1996年初开始，他开始大量采访毒气事件受害者们，倾听他们的故事。这些倾听的成果汇总为《地下》一书（厚达700页）。接着，他又推出《应许之地：地下之二》（又译作《在约定的场所》），这是反向的对奥姆真理教教徒的访谈。

在对整个事件深入的了解中，他再次触及到了日本式（甚至是世界性）悲剧的核心：变态社会与日常社会之间薄弱的分隔。他对双方均倾注了同情，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无论是地铁乘客还是教徒均是受害者：某种体制或意识形态的受害者。

2001年《纽约时报》记者就“911”事件采访村上，村上认为这两个事件有共通之处：“如果你有疑问，总会有人提供答案。在某种意义上，只要你还相信，就会幸福。”“很多宗教领袖都会提供一个入口，但他们不会提供出口，因为他们希望追随者上套。在他们命令自己的追随者成为士兵时他们就会为自己冲锋陷阵。我想，那些开着飞机撞大楼的人就是这种状况。”

接着他又反过来质问（或曰提醒）所有人：“你就没有将自我的一部分拱手让给了某人，然后被动接受了一种叙事吗？我们就从来没有将我们个体的一部分信托给了某种更宏大的体系和秩序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体系难道就没有在某个阶段要求我们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疯狂’？你现在所拥有的那个叙事真真确确是你自己的吗？它们难道没有可能就是别的某人的翻版，并迟早会演化为噩梦？”

从此时开始，村上春树之前在小说中与之奋斗的“恶”变得暧昧不明。他自己心中对于“善”与“恶”的边界开始瓦解。1997年5月（《地下》出版后2个月左右），日本《现代》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村上春树与河合隼雄的对话录。

对于“善”与“恶”的关系，村上春树说道：“关于地下铁事件、奥姆真理教事件，相当难去适当地完全掌握，终究也因为对‘什么是恶’的定义很难下的关系。如果把观点集中放在撒了沙林毒气因此杀害了很多人这个行为一点上来说的话，当然是恶的。没有争论的余地。可是如果从奥姆真理教的教义去追溯解析下去时，就会发现那或许不全然是绝对的恶。我想这理由只是解释方式不同的问题而已，所以会出现这种类似乖戾的现象。当然如果要深入追究这乖戾，可能很有吸引力，可是我觉得往那边走去也许会很危险。”

去追求这种乖戾，虽然有吸引力但是危险。恐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村上春树隔了十几年，才终于决定将这起萦绕在他心头的事件变为小说：三部曲的《1Q84》几乎就是村上春树“成为大师”的宣告词。我们却不能认为其100%成功了。三部曲以非常流畅优美的第一部开始，以略感莫名其妙的第二部过渡，接着来到了更为滞重的第三部。

路内曾在《鲤》的活动上说到：“很多作家都是从风花雪月开始，但随着写作的技巧和经验的提高，最终总会转向政治化的写作。”村上春树也是如此：从“小资爱情”作家，来到这与政治话题短兵相接的战场并不容易。他在这场战争中必然要丢弃自己曾经最为擅长的部分，去迎接更为厚重的东西。这场战争对他来说，既是收获，也是伤害。其中的得失，唯有等待时间评判。而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个作家的历史。

村上春树在跟河合隼雄的对谈中曾经坦白：“自打年过50之后，我开始越来越深入地体会到我们这代人的问题。”听起来或许有点沉重，但过了某个点之后，类似“一代人的责任感”这样的东西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进入你的视线。

2009年，村上春树不顾众人的反对与阻拦，赴耶路撒冷领奖并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蛋与墙”的演讲，深刻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号召每个人用自己的灵魂去瓦解体制的冰冷。2011年日本地震之后，他在巴塞罗那领奖时又进行了针对福岛核辐射事件的“反核”演讲。这些，也就是所谓“一代人的责任感”使然。

大概谁都不曾料到：经过漫长迂回甚至空无一人的道路之后，他竟到达了此地：举目望去，既没有敌人，也无同行之人，甚至连偶像都不存在。最后剩下的，就是自己与自己的战斗。

从他写第一篇小说开始，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三十多年中，他自愿将自己拘禁于一张书桌旁，如僧侣一样苦修般的生活。他的所有选择，皆为了写作而进行：跑步、吃健康食品、晚上9点睡觉早晨4点起床。

有时候我默想凌晨4点的村上春树，在一片安然静谧的薄薄的黑暗中，喝着热乎乎的咖啡，写下一行行的文字。黎明将要到来，新的一天要开始，并且又会很快过去。拼命地写吧，就像是跟时间对抗，并以这种对抗的方式，而获得某种不朽。

（原作者注：文中资料均来自于《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远方的鼓声》《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世界》）

摘自《鲤·文艺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