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村上春树

翻译/刘名扬

开始与小泽征尔先生见面聊天，是近期的事。我在波士顿住过一阵子，虽然原本就是个喜欢偶尔欣赏音乐会的乐迷，但和小泽先生并不相识。后来机缘巧合，结识他的女儿征良，通过这层关系，我才见到小泽先生，有了与他对话的机会。起初，我们俩只有与工作毫不相干的私人交情。

可见这场访谈开始前，我从来没有和小泽先生进行过关于音乐的深入对话。原因之一或许是这位大师事务过于繁忙。考虑到他平日就得时时浸淫在音乐中，相见时也只敢推杯换盏，聊些音乐以外的话题。偶尔谈及音乐，也总是只说到一些零碎的片断。总而言之，他是个十分专注、将全部心力投注于眼前目标的人，一旦放下工作，想必也需要充分的休息。基于这层考虑，我一直避免触及音乐的话题。

但小泽先生于二○○九年十二月被诊断出食道癌，并接受切除手术（而且是大手术）后，音乐活动受到大幅限制。疗养和痛苦的康复训练取代了音乐，成为他生活的重心。也不知是否出于这个原因，此后与他见面时，我们竟然开始一点点聊起了音乐。当然，他身体欠安，可一谈起音乐，神情却豁然开朗。就算和我这个门外汉交流，只要能帮他以某种形式重新接触音乐，或许就能帮他转换一下心情。此外，和我这个领域不同的人对谈，多少也能让他感觉轻松一点。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是热心的爵士乐迷，对古典音乐也相当钟情，从高中时期就开始收集唱片，而且只要时间允许，便尽量找机会欣赏音乐会。尤其是旅居欧洲时，几乎成天浸淫在古典音乐里。交替欣赏爵士乐和古典音乐，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对我的心灵一直是良好的激励（有时也是祥和的慰藉）。若硬要我在两者中选择一个，不论舍弃哪个，我的人生都不再完满。艾灵顿公爵说过，世间只有“好音乐”与“坏音乐”两种音乐，不论是爵士还是古典，在这方面道理是一样的。各种类型的音乐都能让人享受到“好音乐”带来的纯粹的愉悦。

有一天，小泽先生莅临寒舍，我们俩放着音乐闲聊。不知不觉间，他聊起了古尔德和伯恩斯坦在纽约演奏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时的轶事，十分有趣。当时我心想，就这么让如此有趣的故事消失，着实可惜。应该找谁记下来整理成文才是。至于这个谁是何人—虽然听来像是朝自己脸上贴金，但到头来浮现在我脑海里的，除了自己别无他人。

“好呀，这阵子有空，咱们就聊聊吧。”我一提出这个建议，小泽先生便爽快允诺。小泽先生患了癌症，对音乐界和我而言（当然，对他而言也是如此）都是令人痛心的事。然而，我们俩却因此获得了悠然畅谈音乐的宝贵时间，未尝不是因祸得福。那句英文谚语果然不假：乌云背后总有一线光芒。

只不过我虽是老乐迷，却从未接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说我是门外汉也不为过。受限于专业知识的匮乏，总要时不时脱口说出一些认知错误甚至失敬冒犯的话。但大师从来不介意，总不忘先认真思考一番，再细心地一一回应我的话，实在让我满心感激。

我用录音笔录下我们的对话，整理成稿，再请大师阅读和修改。

“说起来，我从没好好和人聊过这些事。”这是大师看到原稿后的第一个感想，“但我话说得这么随便，对读者可有意义？”

的确，小泽先生的谈吐几乎可算是一种独特的“小泽语”，将它转换成文章其实并不容易。同时，他也有许多夸张的手势等肢体动作，甚至不时用歌唱的方式表达。但他这股跨越“语言障碍”的热情透过些许“随便”，强烈而直率地跃然纸上。

我虽是个门外汉（或许该说正因为我是个门外汉），但欣赏音乐时，总是抛开一切成见侧耳倾听，直接体验音乐的美好，任其浸透身心。听到好的部分，能感受到一股幸福甜美涌上心头；听到坏的部分，只会一阵怅然失落。如果有余力听得更深入些，则不忘思索这好是好在哪里、坏是坏在何处。除此之外，音乐的其他要素对我都没有太大意义。个人认为，音乐可谓是一种能让人品尝幸福滋味的东西，其中蕴藏着形形色色的使人幸福的方法与途径。光是音乐的复杂性，就足以让我的心灵痴迷。

在倾听小泽先生的陈述时，我也试图坚持这种态度。换言之，我不断提醒自己，我只是个满心好奇、尽量诚实地面对一切的门外汉听众。毕竟阅读本书的读者，大多数应该都是和我一样的门外汉乐迷。

虽然深知如此自诩听来多么不自量力，但在鼓起勇气开口，经历数次对谈后，我发现自己与小泽先生似乎有某些共通点，无关才华、专业水平、气度与知名度的高低，而是我们在人生态度上的倾向比较一致。

第一，我们俩似乎都能从工作中获得一种纯粹的喜悦。音乐与文学分属不同领域，但比起从事其他活动，埋首于工作更能让我们感受到至高无上的幸福和满足。能从工作中获得何种成果固然重要，但专注到废寝忘食的投入，是比任何成果都可贵的回报。

第二，我们俩至今依然拥有年少时期的求知欲。“不，这还不够，得追求得更深入，得朝前多跨一步”，这种心态是我们在工作上，甚至在人生中至关重要的驱动力。从小泽先生的言行举止中，总是能感觉到这股积极的（或者说是贪婪的）渴望。他对迄今为止的成就感到满意和自豪，但并不因此而满足，仍然时时期望自己做得更好、钻研得更深入。还有一股虽然要同时间和体力上的局限对抗，但非达到更高境界不可的决心。

第三，就是顽固。有耐心，有毅力，而且顽固。一旦下了决心，不论大家怎么说，都得做到符合自己的要求才甘心。即使最终会遭受严厉的批判，甚至憎恨与嫌恶，也愿意无怨无悔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原本就是不装腔作势、爱开玩笑的性子，虽然也很关心周围人的反应，但总是分得清轻重缓急。至少在我眼中，我们同样属于这种有始有终、绝不动摇的人。

在人生的旅程中，我结识了许多人，有些甚至交情匪浅。但就这三点而言，让我感叹“他这心态，我也了解”，并且自然而然地产生共鸣的人物，我还是第一次遇见。由此可见，小泽先生对我而言是多么重要的挚友，我庆幸世上有他这样一个人。

当然，我们之间也存在许多差异。比如说我并不具备小泽先生那种和善的天性。我对世界当然也有一定的好奇心，只是表现得不明显。小泽先生身为交响乐团指挥，平时要与许多人接触及合作。即使再才华洋溢，若成天紧绷着脸拒人于千里之外，只怕也很难让人追随。人际关系对他十分重要。他既需要志同道合的音乐伙伴，也需要长袖善舞的社交与业务能力，还得时时以听众为尊。除此之外，身为音乐家，他还要细心指导后辈。

相比之下，我身为作家，平时就算不与人接触，不与人沟通，不在媒体上露脸，生活中也不会有任何不便（反而更自由）。我几乎没什么与人合作的需要。虽说有伙伴最好，但没有也可以，只要独自窝在家里写文章就成。说来令人汗颜（或许该说，原本就没有这种必要），指导后辈的念头一次也没在我的脑海中闪现过。除了与生俱来的性格差异，我们俩多少也有点职业造成的心态差异。但在最根本的部分—也就是最核心的基础上，相同之处可能要比差异多一些。

以创作为业的人，基本都有点自我中心。这听来或许傲慢，但不论你喜不喜欢，都是不争的事实。倘若一个人时时在意周围的反应，一向不愿引人侧目或得罪他人，凡事寻求达成平衡，那么不论在哪个领域，他必定无法从事创作性质的工作。创作有如平地起高楼，需要全神贯注。而且在许多时候，这种专注近似神鬼附身，无法顾及与他人的协调。

话虽如此，自称“艺术家”，将自我意识摆在前头，还是可能妨碍正常的社会生活。自我中心引起的各种矛盾，反而可能给创作不可或缺的专注造成阻碍。在十九世纪或许还好，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过度强调自我其实并不容易。因此以创作为业的人，必须在自我与周遭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

言下之意是，我与小泽先生找出平衡点的具体方式虽然明显不同，但方向似乎大同小异。即使先后次序有差异，但判断孰先孰后的方式可能颇为相似。因此，在倾听小泽先生陈述意见时，我才能秉持一种超乎共鸣的心态。

小泽先生为人正直，说起话来绝不装模作样、故弄玄虚。虽已年逾七十，却还留着些许“与生俱来”的本性。我提出的问题，他几乎都能直率地侃侃而谈。相信读了本书，各位应该也有所体会。话虽如此，有许多话他也选择不说。凡是认为不该说的，他都基于某些原因或理由只字不提。至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或理由，有些我能判明，有些则无从判断。但包括这些说不出口的话在内，他说的（以及他选择不说的）话，都能让我自然地产生共鸣。

由此可见，本书收录的并不是普通的访谈，也不是所谓的“名人对谈”。我在书中追求的，或者说在对谈的过程中体认到自己该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的心灵之声。我努力试图从中听取的，当然就是小泽先生的心灵之声。毕竟在形式上，我是访问者，他是受访者。但我往往从中听到了自己的心声。其中有些让我肯定“这的确是我自己的感受”，有些却让我惊觉“想不到自己心中竟有这种感受”。看来通过这些对话，我既发掘了小泽先生的心灵世界，也在某种共鸣中一点一滴发掘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消说，这当然是充满乐趣的差事。

容我举个例，精读乐谱具体是怎样的感觉，从未仔细读过乐谱的我无从体会。但洗耳恭听小泽先生的叙述，注视着他的神情，便能深深理解这对他而言有多大意义。不研读乐谱，音乐对他来说就不成立。不论面对怎样的音乐，都必须全神贯注、努力钻研，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对他而言，细心研读印刷在平面的纸张上的复杂记号，从中勾勒自己的想象，将它转化为立体的乐章，就是音乐生活的基础。因此，他总是一早起床，独自在清静的空间里花好几个小时研读乐谱，从复杂的暗号中精心解读来自过去的讯息。

至于我，也是在清晨四点起床，独自埋首写作。冬日，四下依然一片漆黑，丝毫不见拂晓将至的迹象，甚至听不到一声鸟鸣。从这么一大清早起，就端坐在书桌前专注地写上五六个小时，啜饮着热咖啡，漫不经心地敲打键盘。这种日子我已经过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在小泽先生专注地研读乐谱的同时，我也专注地笔耕不辍。两种工作截然不同，但所需的专注或许十分相近。我常想，若是少了这份专注，我的人生便无从成立，不再是我自己的人生。想必对小泽先生而言也是这样。

因此，当小泽先生聊起研读乐谱的习惯时，我便将这种行为投射到自己身上，具体而清晰地理解其中的意义。很多时候都有类似的情形。

二○一○年十一月至二○一一年七月，我在各地（从东京、檀香山到瑞士）抓住机会进行了一连串访谈，收录于本书中。这段日子对小泽先生而言，也是人生中相当重要的时期。其间，他基本都在疗养。接受过几次辅助性的手术，也为了恢复因食道癌手术丧失的体力，在健身房进行康复训练。碰巧我们俩去的是同一家健身房，因此我多次见过他在泳池里专心地游泳的身影。

二○一○年十二月，小泽先生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与斋藤纪念管弦乐团联合举办了一场戏剧性的复出音乐会。我遗憾未能参加，但从录音听来，那的确是一场呕心沥血的精彩演出。任谁也能看出消耗的体力十分惊人。此后经过大约半年的静养，小泽先生又在今年六月主办了每年在瑞士日内瓦湖畔开讲的小泽征尔瑞士国际音乐学院的讲座。他除了热心指导年轻后辈，还再度登上指挥台，率领该学院的乐团在日内瓦和巴黎演出。这几场音乐会非常成功，我有幸近距离目睹此行（我随小泽先生同行十日），为他置生死于度外的斗志深深感动之余，不免担心如此拼搏，他的身体是否能承受。小泽先生耗尽浑身气力所迸发的能量，成就了此行中完美又震撼人心的演奏。

不过他的表现让我有深深的感触—他的确非如此不可。即使医生、健身房教练与亲友再三劝阻（当然大家多少都劝阻过），他就是非把这件事做完不可。因为对小泽先生而言，音乐就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燃料。换个极端些的说法，如果不定期将现场演奏的音乐注入体内，他恐怕就无法维持生命。只有用自己的双手编织音乐，赋予其鲜活的生命，再呈现于众人眼前（甚至该说，唯有通过这个过程），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真正活着。若是如此，又有谁能阻拦？基于理性的考虑，连我都想奉劝他：“小泽先生，您或许该耐住性子，好好休养一阵，等体力完全恢复再开始演出活动比较好。您的心情不难理解，但欲速则不达呀。”但一看到他竭尽全力站上指挥台，这番话又被我硬生生吞了回去，担心这话一旦出口，势必沦为谎言。简单地说，他生活在一个超越这种合理考虑的世界里，如同野生的狼，唯有在森林深处才能生存。

这一连串访谈的初衷，并不是要深入勾勒出小泽征尔先生的性格。它们不是新闻报道，也不是传记。身为一介乐迷，我企图尽量直率地敞开心扉，与小泽征尔这位音乐大师聊聊音乐，也试图诚实地刻画出我们两人对音乐献身般的执着（程度当然有别）。这才是我撰写本书的初衷，也认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算是成功了。访谈虽已结束，但和小泽先生一同欣赏音乐，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的感受，依然在我心头萦绕。想来或许该为本书起个类似“与小泽征尔先生共度的午后时光”（Afternoons with Seiji Ozawa）的书名。

读了本书就会发现，小泽先生的话语间屡屡自然地闪耀着令人赞叹的耀眼光辉。话说得平淡自然，却蕴藏着不少锐如利刃、精心雕琢的灵魂投影。套句音乐术语，类似一种一不留神便会听漏的精致内声部。就这点而言，他是个需要细心回应的受访者。进行访谈时，心中要随时保持唯恐漏听一丝细微声响的警惕。若是遗漏了这些微妙的暗示，很可能曲解整番话的原意。

就这点看来，小泽先生不仅是个自创一套逻辑的“野孩子”，同时也拥有许多深奥而实际的智慧。既缺乏耐性，又韧性十足。虽能开朗地接纳旁人，却又活在深沉的孤独中。他身上同时存在这种双重个性，如果只选取一方面来看，必将扭曲他的真实面貌。基于这种考虑，我试图尽量公正地将小泽先生的话语转换为文字。

即便如此，我与小泽先生共度的时光仍然十分快乐，也诚挚地期望通过本书，与读者分享这份欢愉。此外，我要向带给我这份欢愉的小泽先生致以最深的谢意。为了长期进行这一连串访谈，必须克服种种现实中的难关，但大师一句“这么说来，我以前还没好好谈过这些事”，对我来说就是至高无上的报酬。

我衷心期望小泽先生能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好音乐”。就像爱一样，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将其视为重要燃料、需要时时补充好音乐方能度日的乐迷，世上也是多不胜数。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曾受到小野寺弘滋先生不少照顾。我缺乏音乐方面的专业知识，幸有古典音乐造诣深厚的小野寺先生在术语与史料上提供宝贵建议。谨此致谢。

——村上春树

选自《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小泽征尔 村上春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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