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我是99%的小说作家和1%的公民

2013-08-06 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

村上春树：我是99%的小说作家和1%的公民

作者：Sam Anderson

译者：Trockeneis

我问村上，在写作《1Q84》的同时是否重读了《1984》。他说他确实读了，而且那非常无趣。（这并不一定意味着《1984》本身不佳；某次我问村上为何喜欢棒球的时候，他说，“因为它很无趣。”）

“大部分描述不远的将来的小说都是无趣的，”他告诉我。“书中总是黑暗，总是在下雨，人们是那么不快。我喜欢科马克·麦卡锡所写的，《路》——写得非常好……但它也还是无趣的。它很阴暗，人彼此相食……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描写不远的将来的小说，但这写的却是不远的过去，”他如此提及《1Q84》。“我们从相反的两面看着同一年份。如果描写的是不远的过去的话，便不会无趣。”

我问他是否感觉与奥威尔有某种相似。

“我想我们同样对组织感觉不妙，”村上说。“乔治·奥威尔一半是记者，一半是小说家。我是100%的小说家……我并不想写消息。我想写好的故事。我认为我自己是个政治人物，但我不对任何人发出我的政治消息。”

但村上却曾在近些年不寻常地大声表达出了他的政治信息。2009年，在前往以色列领取声望很高的耶路撒冷文学奖的争议之旅中，他利用领奖的机会对巴以问题明确表态。今年夏天，他利用巴塞罗那的一个领奖仪式作为平台批评了日本的核工业。他把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称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核灾难，但却是第一次完全由日本人亲手造成的核灾难。

当我问他关于巴塞罗那演讲的情况时，他稍稍调整了一下自身的百分比。

“我是99%的小说作家和1%的公民，”他说。“作为公民，我有话要说，当我必须这样做的时候，我会明确去做。当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核电站。因此我想我应该这么做。那是我的责任。”他说，他的讲话在日本的反响大部分是正面的——人们和他一样希望海啸的恐怖场面会成为改革的催化剂。“我想，很多日本人将其视为国家的转折点，”他说。“那是一场噩梦，但却是变革的良机。1945年之后，我们辛勤工作致富。但那种东西现在已经不再延续。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获得幸福。这不是钱的问题，不是效率的问题。这是关于纪律和目的的问题。我想说的和我1968年以来一直在说的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改变体制。我想现在是我们再次走向理想主义的时候了。”

我问他，那种理想主义是什么样的，他是否将美国视为榜样。

“我认为人们现在已经不再把美国视为榜样了，”他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榜样，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新的榜样。”

定义现代日本的那些灾难——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神户大地震还有最近的海啸——在令人惊奇的程度上是村上式的灾难：地下暴力的痉挛，看不见的深刻创伤以日常生活的巨大破坏的形式显现。他以地下深处的隐喻恶名昭著：小说中的人物爬下枯井进入秘密世界，或是与东京地铁隧道中的夜鬼相遇。（他曾告诉一个采访者，他必须让自己在第八部小说之后停止使用井的意象，因为它出现的频繁程度已经开始让他觉得尴尬。）他把自己的创造力的深度设想为井。每天在桌前，在他的全神贯注出神的时候，村上变成了一个村上式的人物：在他创造性的无意识的洞穴中探险，忠实地报告着他的发现。

“我住在东京，”他告诉我，“算是个文明世界吧——像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一样。如果你想要寻找魔幻的情景或者魔幻的东西，你必须充分走进自身的深处。这就是我所做的。人们说这是魔幻现实主义——但在我内心深处，这就是现实主义。并不魔幻。当我在写作的时候，它非常自然，非常有逻辑，非常真实，非常合理。”

村上坚持说，当他不在写作的时候，他是个完完全全的普通人——他的创造力，他说，是个“黑箱”，他与之并无有意识的接触。他往往倾向于躲开媒体，在街上碰到有读者想与他握手的时候也总是很惊讶。他说，他更加喜欢倾听他人说话——事实上，他某种程度上也被看作是日本的斯特兹·特克尔。在1995年地铁沙林毒气时间后，村上花了一年时间采访了65名受害者和犯罪者；他将采访成果出版为厚厚的两卷本的书，这套书被译成英文并大幅删节为《地下（Underground）》一书。

注：本文是节选，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译文源于译言网。《村上春树的激烈想象》原刊于的《纽约时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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