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告白之黃威融（作家）
什么事都发生了一点点的世代
黃威融是诞生在1968年的青年作家，第一本《旅行就是一种Shopping》（新新闻出版）开创新格式的书写模式，他写过好几本30年代生活的书，包括器物怀念的《Shopping Young》、城市生活体验《在台北生存的一百个理由》（合著，大块文化出版社），这篇文章是他反刍成长岁月的散文，也为《数位时代》『探索30世代』专辑，留下开放性的终曲。我们明年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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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岁的时候，很难去想象自己三十几岁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会想到会变成另外一个样；等到三十几岁，已经没有什么胆子去回想二十几岁时的自己脑中有些什么；如果一定要去想，只希望自己在40岁的时候，一定要成为自己比较可以接受的模样……。
无可取代的青春，无可避免的世俗
90年代初期，我们走出了台湾的校园生活，离开学生身份的青春，如今，十年多少过去，盖棺定论大可不必，青春不再那么直接难耐，却也始终未曾完全退去。也许是可以开一场同学会的时候了。不管怎么说，青春的日子总是销魂的，无可取代的。不管是你的青春还是我的青春，那都是属于我们那一代的青春。
我们认识彼此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如果说当时的我们可以预料十多年后的现在每一个人会是这般模样的话，绝对是非常荒谬的；然而要是说我们之中的哪一个人发生了什么精神系统叛变的疾病，不如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在这十多年间，发生了许多当年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的很多好事，与一大堆糟糕坏事。
出生年份相距不远，呼吸脉搏如此接近
求生艰难，人生更难。世事多变之余，其实有一群人与你共同走过幽暗的低谷与辉煌的花季。这样的一群人可能是你的高中死党，你大学时期一起搞社团办活动的兄弟姐妹，你刚进公司时跟你同期的社会雏妓，或者你在网络社群中相襦以沫的30代同学们。
所谓的『世代』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你们的出生年份相距不远，但比起岁数相近更重要的，是你们经历过相同的年代：你们一起嗅闻过同一个历史时期某一座城市共同清洁乃至不堪的空气，你们懂得如何分辨彼此朋党的年份落差，你们可以透过短暂的眼神交会活着简单的会话沟通，立即从事史料交换并产生交叉共鸣。『世代』的意，应该就是如此。
30岁出头的人生体验，五年级同学的共同记忆
每一个世代都有属于他们个人集体的共同历史记忆与生活文化经验，说得白话一点，就是他们会记得某几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某几位红遍一时影视歌星、某几场印象深刻的运动比赛、某几部终身难忘的电影与电视剧、某几家一讲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去过的咖啡馆与书店、某几首那几年每一个身边的朋友都一定会唱并且不用看KTV荧屏就可以把整首歌的歌词一字不露从头到尾唱完的流行歌，也难怪有人相信单单是从每个人去KTV点唱的歌曲，就可以判断出他成长的时间。
在这里我们要谈的，是现在年纪位于三十出头的世代，用出生年份来划分的话，差不多应该是明国56年到60年、也就是1967到1971年之间出生的人。用现在颇为流行的一种讲法就是五年级后段班的同学。
在80年代末期成长，在90年代初期入世
按照推算，这个世代应该是在1990至1995年之间离开校园，这个因素是他们让人最产生兴趣去讨论的地方。『学生』这个东西，向来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诡异的身份之一，如果说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天安门学运、1990年台北中正庙的野百合学运、乃至80年代末期台湾社会因戒严所发生的一连串社会运动与股市波澜，这些年轻学生（尤其是大学生）还来不及进入社会在确定的生产位置上就位，却足够清醒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并多少关心乃至参与，无论他们当时是激进还是疏离，是振作还是颓靡，很有可能正因为曾经发生这些身边的事，使他们在之后的十年，也就是人一生中相当灿烂的十年，有所不同吧！？
历史自顾自地走着，什么事都发生一点
一个人青年时期所经历的种种，往往会如同鬼魅般地跟随他的一生。这一群人的青春岁月因缘巧合地，与台湾社会相当地裂天崩的80年代后期咬合重叠，但即使如此，也许不过是什么事都发生一点点罢了的年代。
如果说台湾社会曾经存在过类似『学生运动』的玩意，整个80年代末期的大学校园是最清楚明朗的活动现场。戒严与开放发禁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就不用再提了，那时候不读点左派社会学是会产生社交危机的。然而让人困惑的，在明国79年的时候，可能有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搞不清楚究竟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大卖八十万张重要，还是去街头游行示威打倒国家体制来得要紧；足够敏感的文艺青年早在民国78年的仁爱路圆环转角地下室，发现第一家诚品书店；在短短几年之间所有应该会在台湾杂志史上留名的几本重要杂志，陈映真先生的《人间》、《当代杂志》、复刊的《文星》，以及早几年由几位青年学生搞的《南方杂志》，都可以在那几年的书店轻易找到。
前有罗大佑，后有五月天；80、90间，就是听伍佰
要是你知道当年我们去的诚品不是现在这个样，你一定更了解伍佰最早的音乐是多麽狂放。明国77年他在水晶唱片的新音乐节所唱的中国蓝调《阿威阿威》，后来加入日资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更荡气回肠的是这位来自嘉义的男孩为电影《只要为你活一天》创作的台语歌曲。等到他后来在台北的pub愈来愈红，出了一张现场专辑之后再接着以国语情歌征服市场开启一场接一场的演唱会，你难道可以不加思索地举着荧光棒跟一大群年纪差你5至10岁的人一起呐喊《挪威的森林》吗？我很怀疑，或者至少我不能立刻作出这样的决定。
我们当然了解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样，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更可说是某一个思想路线或实践策略的抢摊成功。最让人眼泪直流的，在80年代早期挥洒青春的学长们还有罗大佑在中华体育馆的『青春舞曲』演唱会可以朝圣，我们却只能买录音带在自己的房间膜拜；90年代初期一度以为革命成功的新台语歌：黑名单、陈明章、林强……等等，并没有让我们畅快过头；90年代尾巴的五月天再成功，歌曲再动听，但是当看到现场清一色学生气质的歌迷，我们心中多麽清楚，流行音乐是青春必备的大麻，只有伍佰的歌才能让这个年份彻底振奋。
因为身在其中，总是当局当局者迷；因为置身事外，世事总是难以说明
跟音乐一样具有世代区隔效果的是电影，尤其是像《捍卫正义》、《谁杀了甘乃迪》、《以父之名》这类背景架构在社会不公不义的电影，看着看着总有特别的感触，那是无法与未曾经历戒严体制的小朋友言语的。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棒球，一路看棒球长大、庄胜雄郭泰源李居明赵士强永远是英雄的记忆牢牢不可动摇，到了90年代顺理成章地享受美国大联盟和日本职棒，可是说句坦白的话，中华或台湾职棒再不长进下去与我何干，我们是国际地球村的一员，不是吗？只要到了球季ESPN每周一四早上现场直播，季候赛全程赛况，看球的瘾又有什么好犯的？
因为太过年轻，所以来不及过分世故；因为太过年老，导致来不及过分数位
面对未来，五年级后段班同学最为悲惨的历史处境，是在95年左右离开校园，因此你还没搞清楚网络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必须为生计奔波，一个人刚出社会的前十年是一条视线笔直的单行道，你担心的只有每个月的薪水甚么时候会增加，因为场面上再如何左言，生活里必定右行；就算过去站在理想那边，现在全力靠着金钱这边。
结果最后，就像所有曾经一度繁花盛开的革命一般，中产阶段成为大多数人留在这个世上的身份，如同大卫布克斯（David Brooks）所写的《BOBO族——Bobos in Paradise》书中为新资讯时代的精英分子下的定义，是（bourgeois）布尔乔亚的（bohemian）波西米亚人，就称呼布波族为Bobos吧。布尔乔亚对秩序的热爱和波西米亚对解放的情怀同时是新资讯时代精英分子共同的特征。这样的特殊性，在什么事都发生了一点点的五年级后段班同学身上，看起来比任何一个世代都明显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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