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人头马干邑的广告词如此俗不可耐说到。
作为2002年的最后一天，我和渡边升出来相聚势不可免。作为地道的地方，M是不二之选。
拐过一堆正在用大音量播放奇声怪乐的音响，走上二楼就到了海印广场的M。渡边升正坐在东北角，桌上左边放着喝剩的三分一杯咖啡，右边摆着一本《昆虫分类学》，前面躺着一张餐盘垫纸，渡边升则拼命填补垫纸背后的空白。我在他对面坐下，他一言不发，也没看我一眼，继续饶有兴味地进行他的作业。这是我俩的习惯。假如我等他，只需把他换成我，咖啡换成大奶茶就万事大吉。
一段写完，渡边升抬头看我，依然一言未发。我说：“这又何苦？”顺手推推右边枕头般厚的《昆虫分类学》。
“今年只干了两件事：一是掌握下载流媒体；二是搞定昆虫分类。现在帮生物系学生代考也不成问题。” 渡边升如此说道。
“革命成功的话，你恐怕会被吊死在电线杆上的。”我叹口气说。
“革命失败又怎么样？”
“同样被吊死。”
“你呢？”
“和你一样！”
“就不能说是撒谎？” 渡边升还击。
“不能！”我坚决抵抗。
“不支持革命？”
“谈不上支持不支持，假如革命一旦爆发，你我必定采取什么也不选择的立场。”
“或许，可为什么革命派和反革命派非吊死我们不可呢？” 渡边升发出103%的疑问。
“因为我们身上有50%是革命的，50%是反革命的。”
“莫非我们早上革命，下午反革命不成。”
“不错！”
“晚上怎么办？”这次渡边升把疑问度调至105%。
“抱枕头睡大觉。”我祭出鼠的名言。
“似乎可以误解。可如何不被吊死？”
“学习哈特费尔德！”
“可世贸中心已经被撞毁了。” 渡边升再反击。
“帝国大厦还没有被撞毁。”我筑起新的防线。
“可哈特费尔德已经跳过了。”
“那就从中信大厦跳下来。”
“不！应该从中信大厦的导航灯跳到中信大厦的顶层。” 渡边升伸出橄榄枝。
“记得还要撑伞。”我也放出和平鸽。
“到时你带上拉登的照片，我也带上小布殊的照片。”
“这样会引起崇拜的！”
“革命派必定把我们奉为勇往直前的斗士；而反革命派也必定认为我们是宁死不屈的英雄。” 渡边升坚决说道。
“矛盾吧？”
“二战时，美军和德军不是敌人吗？但他们都崇拜上帝！”
“看来大英博物馆必定收藏我们的蜡像。”我无可奈何地说。
“还得加上标签：革命的斗士，反革命的英雄。”
可我和渡边升都不想从什么中信大厦的导航灯跳到中信大厦的顶层，因此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继续追缉我们，为了掩人耳目，我们没有坐往常的50路公交车，而直接跳上11路车再转乘84A，一直去到筲箕窝那个没有革命的地方一逃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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