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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不过大约20年前，我住在一座学生寄宿院里。我18岁，刚上大学……
寄宿院内的一天是从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的，当然也播放国歌。如同体育新闻中离不开进行曲一样，升国旗也少不得放国歌。升旗台在院子正中，从任何一栋寄宿楼的窗口都可看见……
“沙砾成岩兮”——唱到这里时，旗升到旗杆中间，“遍覆青苔”音刚落，国旗便爬到了顶尖。两人随即挺胸凸肚，取立正姿势，目光直视国旗。假若晴空万里，又赶上阵风吹来，那光景便甚是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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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降旗，其仪式也大同小异，只是顺序与早上相反，旗一溜烟滑下，收进桐木箱中即可。晚间国旗却是不随风翻卷的。
何以晚间非降旗不可，其缘由我无从得知。其实，纵然夜里，国家也照样存在，做工的人也照样不少。巡路工、出租车司机、酒吧女侍、值夜班的消防队、大楼警卫等——这些晚间工作的人们居然享受不到国家的庇护，我觉得委实有欠公道。不过，这也许并不足为怪，谁也不至于对此耿耿于坏。介意的大概舍我并无他人。况且，就我而言，也是姑妄想之而已，从来就没想寻根问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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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罢敢死队和他做广播体操的趣闻，直子“扑哧”笑出声来……
我和直子在四谷站下了电车，沿铁路边上的土堰往市谷方向走去。这是5月中旬一个周日的午后。早上“劈里啪啦”时停时下的雨，上午就已完全止息了。低垂的阴沉沉的雨云，也似乎被南来风一扫而光似的无影无踪，鲜绿鲜绿的樱树叶随风摇曳，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太阳光线已透出初夏的气息。擦肩而过的人都脱去贸易和外套，有的搭在肩头，有的挽在臂上。在周日午后温暖阳光的爱抚下，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分外开心。土堰对面的网球场上，小伙子脱去衬衫，穿一条短裤挥舞球拍。只有并坐在长凳上的两个修女，依旧循规蹈矩地身着黑色冬令制服。仿佛惟独她们四周没有阳光降临，但两人还是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享受着晒太阳聊天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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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散步来说，直子那步伐又有点过于郑重其事。到了饭田桥，她向右一拐，来到御堀端，之后穿过神保町十字路口，，登上御茶水坡路，随即进入本乡。又沿着都营电车线路往驹也走去。路程真长的可以。到得驹也，太阳已经落了，一个柔和温馨的春日黄昏。
“这是哪儿？”直子突然察觉似的问道。
“驹也。”我说，“不知道？我们兜了个大圈子。”
“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来的嘛，我只是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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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起装有萤火虫的速溶咖啡瓶，爬上楼顶天台。天台上空无 人影，不知谁忘收的白衬衣搭在晾衣绳上，活像一个什么空壳似的 在晚风中摇来荡去。我顺着天台角上的铁梯爬上供水塔。圆筒形
的供水塔白天吸足了热量，暖烘烘的。我在狭窄的空间里弓腰坐 下，背靠栏杆。略微残缺的一轮苍白的月亮浮现在眼前，右侧可以 望见新宿的夜景，左侧则是池袋的灯光。汽车头灯连成闪闪的光
河，沿着大街往来川流不息。各色音响交汇成的柔弱的声波，宛如 云层一般轻笼着街市的上空。
我凭依栏杆，细看那萤火虫。我和萤火虫双方都长久地一动未 动。只有夜风从我们身边掠过。榉树在黑暗中磨擦着无数叶片，籁
籁作响。
我久久、久久地等待着。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顿有所悟似的，蓦地张开双翅，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它绕
着水塔飞快地曳着光环，似乎要挽回失去的时光。为了等待风力的 缓和，它又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向东飞去。
萤火虫消失之后，那光的轨迹仍久久地印在我脑海中。那微弱 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往来彷徨。
我几次朝夜幕中伸出手去，指尖毫无所触，那小小的光点总是 同指尖保持一点不可触及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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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１０点，有"戏剧史 II"课，讲欧里庇得斯， １１点半结束。课后，我去距大学步行需１０分钟处的一家小饭店，吃了煎蛋和色拉。
"你是渡边君，没认错吧？"
我抬头重新端详对方的面孔，还是毫无印象。她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孩，假如在某处见过，肯定马上记起。加之，知道我名字的人这大学里实在寥寥无几。
"可喜欢绿色？"
"怎么？"
"你身上的半袖衫是绿色的呀！所以才问你是不是喜欢绿色。"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她再次鹦鹉学舌，"我嘛， 打心眼里喜欢你这说话的方式。就像漂亮地涂了一层墙粉--可听人这么说过，从其他人口里？"
"没有。"我回答。
"我呀，名叫绿子。却跟绿色格格不人，好笑不？你不觉得这样太可悲了？简直是可诅咒的人生！对了，我姐姐叫桃子。岂不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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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早上，我９点钟爬起身，刮了胡子，洗完衣服晾到楼顶天台。外面晴空万里，一派初秋气息。一群红脑袋精蜒在院子里团团飞舞，附近的顽童们挑着网兜往来追逐。无风，日丸旗颓然下垂。我穿上一件熨得有棱有角的衬衣，出门往都营电车站走去。星期天的学生街空荡荡的不见人影，如同死得一千二净一般。店也几乎一律关门大吉。城市里各种各样的音响于是比平日远为真切地扩散开来。脚蹬高跟木履的女郎拖着"呱哒呱哒"的足音穿过沥青路面，四五个小孩在都电车库旁边排开几只空罐，瞄准往里投石子。花店倒有一家开了门，我买了几枝水仙花。秋季买水仙，是有些不合时令，但我从小就喜欢这种花。
星期天早上的电车里，只有三位坐在一起的老太婆。我一上车，老太婆们就对着我的脸和我手中的水仙横看竖看。其中一位看罢我的脸还慈祥地一笑，我也报以笑容。然后坐在最后边的位置，观望外面几乎擦窗而过的一排排古旧房屋。电车紧贴着家家户户的房檐穿行。一户人家的晾衣台上一字排开十盆盆栽西红柿，一只大黑猫蹲在一头晒太阳。在院子里吹肥皂泡的小孩闪人眼帘，石田亚由美的歌声不知从何处传来耳畔。甚至有咖喱气味飘至鼻端。电车像根大衣针一样在密密麻麻的住宅地带婉蜒前行。途中有几个人上来。三位老太婆亲密无间地头对着头，不厌其烦地谈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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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街上走了大约１０分钟，从加油站往右一拐，出现一条小型商店街，当中一块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店固然不大，但也不似我从绿子话中想象的那般小气。一条普通街道上的一家普通
书屋。站在小林书店门前时，我不由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之情：哪条街上都有这样的书店。
书店的卷闸门一落到底，门上写着"周刊《文春》每周四出售"。 到１２点大约还有１５分，我又不大愿意手拿水仙花在商店街上闲逛，便按一下门旁的电铃，退后两三步等候回音。过了１５秒还是没有动静。我正寻思是不是该再按一次的当儿，头上"哐"地响起开窗声音。扬脸一看，绿子从窗口探出头，挥着手大声喊道：
"打开卷闸门进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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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车的这个站，周围居然什么也没有。既无人家，又无田地。唯见站标孑然独立，一条小河流过，一个登山路口闪出。我把帆布包挎在肩头，沿着谷川往上爬山路。路的左侧水流淙淙，右侧杂木林连绵不断。顺着这徐缓的坡路走了大约１５分钟，右边出现一条车辆似乎可勉强通过的岔路，路口立一块木牌，牌上写着：“阿美寮
除有关人员外谢绝入内”。
“请去主楼，找石田先生。”门卫说，“沿这条林中路一直往前，有个转盘式交叉路口。左数第二条——记住了么，走左数第二条路，不远就是一座旧建筑，从那里往右再穿过一片树林，有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楼，那就是主搂。一路都有指示牌，想必不至于走丢的。”
我按他说的，拐进转盘式交叉路口的左数第二条路，尽头处果然有一座俨然往昔别墅的格调优雅的古式建筑。院子点缀着形状别致的石块和石雕灯笼等物，草木也都修剪得整整齐齐。看来这地方以前可能是某人的别墅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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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右拐穿过树林，眼前出现一座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虽说是三层，但由于建在仿佛地面被掘开的凹陷处，并没特别给人以威严之感。建筑物造型简练，显得十分洁净。
大厅在二楼。我上了几级楼梯，打开一扇大大的玻璃门闪身进 去，见服务台里坐着一个穿连衣裙的年轻女郎。我告知自己的姓名，说门卫叫我见石田先生。她好看地一笑，指着大厅里的茶色沙发，低声叫我坐在那儿等一会，然后拨动电话。我放下肩上的帆布包，坐在软得几乎把人陷进去的沙发上，打量四周。大厅窗明几净，感觉舒适。有几盆赏叶植物，墙上挂着情趣健康的抽象画，地板擦
得油光发亮。等候的时间里，我把目光转而落在脚上那双在地板映出影子的鞋上，凝视良久。
这工夫，那位负责接待的女郎告诉我说“一会就来”。我点点头。心想这地方真是静得出奇。四周没有任何声息，恍若午睡时间
——人、动物，以及昆虫草木统统酣然大睡，好一个万倾俱寂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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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宿舍，已经４点半。我把东西往房间一扔，赶紧换上衣服，赶到新宿那家我打工的唱片店。６点到１０点半，由我值班卖唱片。这时间里，我呆然望着店外穿行不息的男男女女。有全家老小，有对对情侣，有醉鬼，有无赖，有穿超短裙的翩翩少女，有留嬉皮士胡子的男子，有夜总会的女招待，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各色人等——他们络绎不绝地一路走过。我拿起一张摇摆舞唱片，刚开始播放，几个嬉皮士和打扮怪异的汉子便聚到店前，有的跳舞，有的吸信纳水，有的百无聊赖地坐着不动。而放上多尼·贝内特以后，他们就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面对如此光景，头脑渐渐乱成一团，茫无头绪。心想这到底算什么呢？这纷纷杂陈的场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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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兵荒马乱地出了不少事。好个奇妙的日子。就在绿子家附近发生了一场火灾，我们爬上三楼的晾衣台观看，而且不知不觉地接了吻。这么说也许像是装傻，可过程确实如此。
我看看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看我的眼睛。我搂过她的肩，吻住她的嘴。绿子只是肩头稍微抖动一下，旋即软绵绵地闭上眼睛。约有五六秒，我们悄无声息地对着嘴唇。初秋的阳光把她的眼睫毛投影在脸颊上，看上去微微发颤。
那是一个温柔而安然的吻，一个不知其归宿的吻。假如我们不在午后的阳光中坐在晾衣台上喝着啤酒观看火灾的话，那天我恐怕不至于吻绿子，而这一心情恐怕绿子也是相同的。我们从晾衣台上久久地观看着光闪闪的房脊、烟和红脑袋蜻蜓，心情不由变得温煦、亲密起来，而在无意中想以某种形式将其存留下来，于是我们接了吻，就是这种类型的吻。当然，正像所有接吻那样，我们的接吻也不是说不包含某种危险。
最先开口的是绿子。她轻轻拉住我的手，似乎难以启齿地说她有个正在相处的人。我说好像猜得出来。
"你有可心的女孩儿？"
"有的。"
"那星期天怎么老是闲着？"
"这复杂得很。"我说。
随即我意识到：这个初秋午后的瞬间魔力已经杳然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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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子父亲住的是两人一个的房间，他躺在前面那张床上。躺着的姿势，不禁使人想起身负重伤的小动物。他侧着脸，瘫痪般地躺在那里，打点滴的左臂软绵绵地探出，身子纹丝不动。给人的印象是：他本来就长得又瘦又小，而这以后似乎还要更加瘦小下去。头上缠着白绷带，苍白的胳膊上布满注射或打点滴的点点遗痕。他眼睛半睁半闭，茫然注视着空间的某一点。我进去时，他略微转动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看着我们。大约看了１０秒钟，便收回极其微弱的视线，重新盯视空间中的一点。
绿子父亲睡得很熟，又没别的事可干，我们便从自动售货机里买来咖啡，拿去电视室喝着。我向绿子一五一十地汇报了她不在时发生的事：睡得很实，欠身吃了一半午间剩的食物，看见我吃黄瓜他也说想吃，就吃了一根，小便，睡了。
“渡边君，你这人真有两下子！”绿子感激地说，“为了叫他吃东西，大家费了不知多少劲，你却连黄瓜都让他吃了，真是难以相信，
嗬！”
“为什么我倒不知道，大概是看我吃黄瓜吃得很香的缘故吧。”
“或者你有一种让人心里坦然的能力也未可知。”
“不见得。”我笑道，“说反话的人多的是嘛。”
“觉得我父亲怎么样？”
“喜欢。虽然没怎么交谈，但总觉得他人很不错。”
“老实？”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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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绿子去鳗鱼店吃了鳗鱼，之后走进在新宿也数得上门庭冷落的一家成人电影院，连续看了三部。因为买来报纸一查，只有这里上映黄色电影。场内充斥着莫名其妙的怪味。碰巧的是我们进去时那色情场面刚好开始。讲的是当女职员的姐姐和上高中的妹妹被几个男人抓住，监禁在一个地方，百般遭受淫虐。男的威胁姐姐说要糟蹋妹妹，随即对姐姐大发兽性，如此一来二去，姐姐竟也成了性变态者，而妹妹在—一目睹眼前场面的时间里，头脑也渐渐不正常起来。电影不仅气氛离奇、光线幽暗，而且千篇一律，看到中间我就有些不耐烦起来。
“我要是里边的妹妹，神经就绝对不会出问题，而要看得更加仔细。”绿子对我说。
“很有可能。”
“不过那个妹妹，作为高中生来说，你不觉得乳头发黑？”
“有道理。”
她看得全神贯注，饿虎扑食一般。我不由暗暗感叹：若看得如此入迷，票钱可是一点没有赔本。绿子每当想起什么，都—一向我报告。
较之看电影，看绿子要有趣得多。
休息时间里，四下一片通明。我环视场内，除绿子外，好像没一个女性。邻近坐着的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见了绿子，赶紧远远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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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在吉祥寺站附近找了份只周六周日去两次的临时工。是在一家不大的意大利风味饭店当男侍，条件虽一般，但供一次午餐，还给报销交通费。周一周三周四休晚班时——他们经常休息——我来代替上班也可以，作为我可谓求之不得。店主还说，做满三个月后，给提一次工资，并希望这个周六就开始。同新宿唱片店那个不三不四的店长相比，这位男子看起来相当老实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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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走进一家酒吧喝酒。我喝威士忌，绿于喝了三四杯品不出成分的混合饮料。出了店，绿子说想爬树。
“这一带根本就没树。再说你喝得晕头晕脑的，哪里爬得上去。”我说。
“你这个人，总是用一大串说教来捉弄人。我是想醉才喝醉的，醉了又有什么，再醉爬棵树也没问题，哼！找一棵很高很高的大树爬上去，像知了那样从最顶端往人们头上撒尿。”
“我说，你怕想上厕所吧？”
“不错。”
我把绿子领到新宿车站的收费厕所，她付了零币进去。我在小卖店买了份晚报，边看边等她出来。但左等右等硬是不出来。过了１５分钟，我有些担心，刚想去看看怎么回事，偏巧她好歹走了出来。脸上有几分苍白。
“对不起，坐在那里迷迷糊糊睡着了。”绿子说。
“心情怎么样？”我边给她披外套边问。
“不大舒服。”
“送你回家。”我说，“回家慢慢洗个澡，睡上一觉就好了。你太累了。”
“回什么家！回家也空荡荡的没人，我不愿意在那种地方一个人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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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檐廊里一边抚摸“海鸥”，一边背靠柱子整整望了一天庭园。我觉得身上的力气已经完全消失。下午过去，黄昏来临，继而隐隐泛青的夜色笼罩了院落。“海鸥”早已不见踪影。我又开始观看樱花。在我眼里，春夜中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整个院子都充满烂肉那甜腻而沉闷的腐臭气味。我转而想起直子的裸体。直子娇美的裸体横陈在夜色之中，无数植物的嫩芽从其肌肤中争相萌出，在天外来风的吹拂下，鲜绿的幼芽轻轻摇颤不止。我想，那般巧夺天工的身体为什么非生病不可呢？它们为什么不肯放直子一条生路呢？
我走出屋子，拉合窗帘。屋内到底还是荡漾着春日的馨香，而且天地间无所不在，但现在使我联想起来的却惟有腐臭。我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屋子里狠狠地诅咒春天，诅咒春天给我带来的创伤——它使我心灵深处隐隐作痛。生来至今，如此深恶痛绝地诅咒一种东西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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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后天去见你可以么？”
“见我？来东京？”
“嗯，是啊。想和你单独好好叙谈叙谈。”
“那么说要从那里出来了，你？”
“不出来怎么能去见你！”她说，“也该到出来的时候了。一呆整整８年，再不出来就烂在里面喽。”
我一时应对不上，略为沉吟。
“后天乘新干线去，３点２０分到东京站，能去接我？我的模样还记得？或者说直子死后对我再没一点兴致了？”
“哪里。”我说，“后天３点２０分去东京站接站。”
“马上认得出来：拿着吉他的半老徐娘除我恐怕没第二个。”
果不其然，在东京站我很快认出了玲子。她身穿男式粗花呢茄克、白西裤，脚上一双红运动鞋。头发依然很短，而且三三五五地冲刺而出，左手提着装在黑壳里的吉他。一望见我，她刷地扭动脸上的皱纹，绽开笑容。看到玲子这张脸，我也不由得微笑起来。我拎过她的旅行包，两人并肩走到中央线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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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吉祥寺的电车上，她珍奇地凝望窗外武藏野风光。
“相隔８年连风光也变样了？”我问。
“渡边君，你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不知道。”
“又惊又怕，又怕又惊，简直要发疯似的。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被抛到这种地方来。”玲子说，“不过，你不觉得‘简直要发疯似的’这个说法很妙？”
我笑着握着她的手：“不怕，您一点不用担心，再说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出来的。”
“我从那里出来靠的不是自己力量。”玲子说，“我所以能离开那里，是托直子和你的福。一来直子不在以后，我已经无法忍耐独自留在那种场所的寂寞；二来有必要来东京找你好好谈一次。所以才离开那里。如果没有这两点，我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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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劝玲子最好乘飞机，又快又舒服。但她坚持坐火车走。
“我喜欢青函渡轮，不愿意在天上飞。”她说。于是我把她送到上野车站。她手提吉他，我拎着旅行包，两人并坐在站台椅子上等车。她和来京时一样，仍身穿粗花呢茄克和白西裤。
“你真认为旭川没那么糟？”玲子问。
“镇子不错。”我说，“过不久我去看你。”
“当真？”
我点点头：“写信给你。”
“我喜欢你的信。给直子一把火烧光了，可惜那么好的信。”
“信终归不过是信。”我说，“即使烧了，该留在心里的自然留下；就算保存在那里，留不下来的照样留不下。”
“说老实话，我怕得很，怕一个人孤零零地去旭川。所以务必写信给我，一读到你的信，就会经常觉得你在身边。”
“如果我的信对你有帮助，多少我都写。不过问题不大，就你来说去哪里都会干得顺利。”
“另外，我总觉得像有什么东西闷闷地堵在胸口，莫非错觉不成？”
“记忆残片，那是。”我笑道。玲子也笑了。
“别忘记我。”她说。
“不会忘，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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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绿子打去电话，告诉她：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跟她说话，有满肚子话要说，有满肚子非说不可的话。整个世界上除了她别无他求。想见她想同她说话，两人一切从头开始。
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默然不语，久久地保持沉默，如同全世界所有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这时间里，我一直合起双眼，把额头顶在电话亭玻璃上，良久，绿子用沉静的声音开口道：
“你现在哪里？”
我现在哪里？
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视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是在哪里也不是的处所连连呼唤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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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户的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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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户的街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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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讲义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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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街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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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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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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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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