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2014年诺奖没给村上春树是不公正的，我受够了

澎湃新闻记者 张茹

       演讲人：林少华（翻译家）

       主题：作家有负于这个时代

       时间：2014年12月12日

       主办：武汉大学珞珈论坛

       【编者按】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连续六年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然而每次都与之失之交臂，大家戏称他为“著名陪跑员”。以翻译大量村上春树作品而被广大中国读者熟悉的翻译家林少华在武汉大学珞珈讲坛上，分析了村上春树为何每次都与诺奖擦肩而过。他说，和莫言的作品相比，村上的作品缺乏批判性；和爱丽丝 门罗相比，他的本土性又不够。不过林少华认为，201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没有颁给村上是不公正的。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林少华讲座内容的摘录:        

       自2006年以来，每年10月10日附近，我都要为村上获奖的可能性，或者说虚拟获奖，接受采访，采访一年比一年频繁，一年比一年不屈不挠。今年（2014）诺奖公布前，广东的一家媒体要我给村上写一封信，下面我把这封信的前面一部分念一下：

       ……

       前年，也就是莫言获奖的2012年，居然有媒体问我，你是希望中国的莫言获奖呢，还是希望日本的村上获奖，二者择一，你说这让我怎么回答。……如此两难之间，消息传来，莫言获奖了,您没获奖，那么为什么获奖的不是您而是莫言呢？不用说您的同胞——著名文学评论家，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黑古一夫先生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黑古先生比较了您的《1Q84》和莫言的《蛙》，最后这样说道，文学本来内在的批评性在村上春树的《1Q84》中全然感觉不到。黑古先生随即断言，在《1Q84》中，无论村上春树主观上多么注重植根于现实的介入干涉，但内容恐怕还是跟社会介入相去甚远，由此，《1Q84》才沦为空洞无味的读物。这是黑古先生的原话，相比之下，黑古认为，几乎与《1Q84》同时出版的莫言的《蛙》，则干预如实描写被本国政府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摆布的农民和妇产科医生，以此揭示政治与历史的失误，所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理所当然的。正因如此，黑古先生说村上春树才无缘于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恐怕也只能停留在有力候补的位置，而莫言理所当然，获此殊荣。换句话说，黑古先生认为您在《1Q84》中并未实际贯彻您在2009年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中发表的“总是站在鸡蛋一边”的政治宣言。        

       在您的新作中，用黑古的原话说，您更是干净利落地背叛了这个宣言。黑古先生说的或许有些绝对，但不是没有根据，我也略有同感。您在《骑鸟行状路》和《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中，面对日本在历史上的国家性暴力，及其在当下的投影，毅然拔刀出鞘，而在《1Q84》中，为什么把刀悄悄放下了呢？你在《猎人》那部相对说来属于软性的小说中，仍然表示人遭枪击必流血，作为回应，必须磨快尖刀。不料你在《1Q84》中描写了人在遭受枪击流血的种种场面之后，不仅没有拔出尖刀，反而收刀入鞘。或者你说，在《1Q84》第三部中您的确也这样实践了，就是只有爱才能拯救这个世界，那固然不错，但是那是终极理想，而要达到那个终极理想，必须要经过几个阶段，尤其在人遭枪击，在有撞碎在墙上的鸡蛋的情况下，如果不磨刀，不坚定地站在鸡蛋一边，那么怎么能完成您所说的故事的职责呢？黑古先生恐怕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感到焦虑和提出批评，希望您认真对待他的批评。        

       当然最后这封信并没有寄给村上春树，下面就让我就信中的要点，略略展开一下：

村上PK莫言：批判性不够        

       村上春树在2009年耶路撒冷文学奖获获奖演说中说，请允许我说出来，一句个人性质的话，这句话在我写小说时总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写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那是这样一句话——假如那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要站在鸡蛋一边，正确和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者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那个作家又能有多大的价值呢？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让个人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        

       其实，别看村上说得简单，这么坚定，但在他的作品中，也不是这么简单。倒不如说，在村上的文学世界里，善与恶，高墙与鸡蛋，二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隔离带，而大多呈现为开放对流状态。例如他在纪实文学作品《地下》的前言中就对大众媒体对东京地铁毒气杀人事件的施害者(也就是案犯)和受害者对立起来的那种报道模式加以质疑，并且为此去法院旁听。旁听过程中他觉得那些案犯原本就是极其普通的人，有人甚至有善良的一面，从而开始自然的一点一点地对他们怀有同情之念。这种观念，在《天黑以后》这部小说中，借主人公高桥之口说得明明白白，那就是，所谓将两个世界隔开的墙壁，实际上或许并不存在，即使有，也可能是纸糊的薄薄的墙壁。        

       而到了《1Q84》的邪教的教主口中，就相应的成为了这样的表达方式，善恶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不断变换场所立场的东西，一个善在下一瞬间就可能转化为恶，反之亦然。村上在这里提出了本源恶这个问题，即每个人心中都有黑暗的地下城殿，都有犯罪的DNA，换句话说，高墙等于恶错误，鸡蛋等于善正确，这种简单明了的构图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存在。但不管怎样，《1Q84》中，奸淫十岁初潮前幼女的邪教教主被塑造成了为了保持善恶平衡而主动请死的英雄末路式的人物，这样未免太过分了。正因为这样，刚才所说的黑古先生才提出那般尖锐的批评。也不单单是黑古一夫这样的评论家和学者，即使村上的当代日本作家同行，也有持类似观点的，例如片山恭一就是其中一位。2010年10月中旬，片山来华演讲，我应邀为他的演讲做现场点评。会下我们讨论村上春树，他说，村上的小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国际化砍掉了许多东西，一个是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他说，林老师，您在点评中引用村上“高墙与鸡蛋”演说中关于肉体和灵魂与体制的关系的表达，村上说得诚然漂亮，而在作品中表达的东西好像另一回事，不一致。        

       至于这一点是否真的像黑古先生断言的那样，使得村上无缘于诺贝尔文学奖，恐怕只能等诺奖评审记录五十年之后解密时才能确认了，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诺贝尔文学奖评审标准就一句话——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一百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大体授予了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张扬人的价值和美好的作品，对人类价值的深深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是多数获奖作家的共同追求。莫言也是，莫言的作品是中国百年以来的苦难史的记录，民族的苦难史的画卷在莫言笔下展现出来。以这点来看，村上既可以说离诺奖近了，也可以说，离它远了。说近了，是因为他的大部分作品具备这个特点；说远了，是因为《1Q84》在善与恶的界定方面，没有明显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我认为，善与恶有两种，一种是相对的，可以转换的善与恶，另一种是绝对的善与恶，例如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日寇南京大屠杀就是绝对的恶。甚至颠覆了这样的善与恶的界限，人类社会也就失去了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人类的前进方向也就失去了道义上的依据，理想主义的追求就失去了光照和驱动力。以上就是2012年村上和莫言同台打擂，村上为什么被莫言打到台下去的原因。        

村上PK门罗：本土性不够        

       以后村上会不会像黑古先生预言的那样停留在有力候补位置？固然无从得知。但接下来2013年停留在有力候补位置则是事实。众所周知，2013年获奖的是加拿大作家爱丽丝 门罗。作为同时代的作家，村上的声望远在门罗之上，并且在人性发掘这一主题和虚实相生等创作手法上，二者又有相近之处。而最后结果为什么是门罗而不是村上呢？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文系教授、英联邦语言文学研究会会长维克多 拉姆拉什2014年春天访华，就门罗的文学创作在上海发表演讲。他认为，门罗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本土性、普遍性或者普适性、世界性。门罗以加拿大南部乡村为基础，构筑她的小说世界，却又超越了本土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而对于每一个加拿大人以及世界上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她回音般地唤醒了他们对于人性中共通的一面所产生的思考和感受。作为故事，尽管无不植根于富有宿命意味的现实，但故事主人公们同时生活在有梦境和幻想构成的另一世界，读者很难将现实与虚拟分开来。        

       从以上表述中不难看出门罗和村上相同中的不同，门罗的小说以她生活的乡村为基础，这点和莫言相近，村上以大城市为舞台，门罗将地方性和本土性、普适性或者世界性熔于一炉，村上则几乎以浓重的世界性湮没了本土性。村上的另一位同行岛田雅彦甚至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所以能像万金油一样畅销世界各国，是由于他在创作中刻意不留民族意识，写完后还反复检查，抹去所有民族色彩，这样他的小说就变得全球化了。至于这点是不是村上屈居诺奖有力候补者的原因，我们不能断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诺奖得主，不论莫言还是门罗，都有浓郁的地方性、本土性生活气息，同时不乏超越性与世界性。        

       顺便说一下日本第一位诺奖得主川端康成，瑞典学院发布，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以卓越的感受性，运用小说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心灵精髓，而川端对日本人心灵表现大多是通过对自然风景和日本人特有的生活道具的赞美性描写实现的，因此他的小说总是充满典型的日本风景符号和文化符号。如富士山、庭园、樱花、茶道、和服、清酒等等，也就是说川端绞尽脑汁提取日本美、日本性。村上则相反，他对川端笔下那些劳什子基本不屑一顾。即使偶尔提及樱花，也与日本美、日本性了不相干。例如他在《挪威的森林》中这样写道，在我眼里，春月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        

村上PK莫迪亚诺:不公正        

       2012年村上败于莫言原因可能是批判性不够，2013年败于爱丽丝 门罗原因可能是本土性不够。那么，2014年呢？2014年10月9日，瑞典文学院那位终身秘书再次推门走到一人高的麦克风前发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姓名——帕特里克 莫迪亚诺。获奖的理由是，这位法国作家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称他为这个时代的马塞尔 普鲁斯特。意思是指他的作品在主题上相互呼应，总是相同事物的变动，他能关乎记忆、失落、身份、寻找。莫迪亚诺也承认他对寻找情有独钟，事情越晦暗、越神秘，我就越感兴趣，甚至要从不神秘的事情中找出神秘来。        

       老实交代，莫迪亚诺的小说我还没来得及看，没来得及看是没有发言权的，但如果允许我根据以上几句评语中记忆、失落、身份、寻找几个关键词妄加推断，我以为村上春树与之非常接近。举个例子，2001年村上在以“远游的房间”为题给中国读者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小说诉说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简单归纳一下，那就是任何人在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够找到的人并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找到的东西也已经受到致命的损毁，尽管如此，我们继续寻找不止，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便不复存在。是啊，在1973年的小说《弹子球》中主人公寻找月台上的狗，寻找弹子球机。在《寻羊历险记》中寻找背部带有星星斑纹的那只羊，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寻找古老的梦和世界尽头的出口，在《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中寻找12岁时握我的手握了十秒的导本，在《奇鸟行状录》中寻找失踪的猫和离家出走的老婆，在《斯普特尼克恋人》中寻找曾经给我以无比温存和抚慰的女孩，在《1Q84》中青豆寻找天吾，天吾寻找青豆，在《没有色彩的多崎造和他的巡礼之年》中，那就更不用说了，多崎造从头到尾寻找五人帮的其他四人，有失落才有寻找，可以说村上作品的核心就是失落与寻找，失落与寻找的周而复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确认记忆和自我身份的统一性。        

       哈佛大学教授杰 鲁宾(Jay Rubin)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写了一本专著，那里边他将村上与大江健三郎加以比较，认为这两位日本作家都致力于验证和追问历史与记忆，传奇与故事本身，都不断深入情感的黑暗丛林，探索他们个人及其身为世界公民和日本人的真正身份。不过，村上不会无趣，杰 鲁宾指出，他的寻找过程全部以喜闻乐见的轻松形式处理，不沉闷滞重，不抑郁，诚恳而无虚伪的幻觉。他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向我们描述虚无的、令人敏感的真正生活和躁动。鲁宾教授进一步断言，平凡和亲切是他作品最显眼的特征。村上最出色的成就就是体察出了市井小民生活中的悬秘和梳理，同时强调村上了不起的成就在于对一个平凡的头脑关照世界的平凡和距离有所感悟。无独有偶，杰 鲁宾同样提及普鲁斯特，他说村上为我们这个高商业化、低胆固醇时代提供了一个清新的、低卡路里的普鲁斯特式的趣味，他处理的都是那些根本性的东西，生与死的意义，真实的本质的感觉与记忆于物质世界的关系，寻找身份和认同。

       通过这个引文不难看出，村上春树的作品同样是记忆、失落、身份、寻找，普鲁斯特同样从不神秘的事情中，也就是市井小民生活中感悟和寻找神秘，遗憾的是，瑞典文学院的那位秘书没有用来概括村上获诺奖的理由。而且，如果说莫里亚诺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命运以及人们的生活世界，那么村上则以文学形式对人类生活细节做出了不可思议的描写，准确地把握住现代社会中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性，这是普利斯顿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的时候给予他的评语。就此而言，如果2012年、2013年村上停留于诺奖有力候补位置尚在情理之中，然而2014年仍然停留在同样的位置，应该说不公正。

村上创作之路——挖洞，撞墙，再挖洞

       如果让我总结一下村上春树的话，他1979年出道，走过了35年的创作路程，这35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前15年和后20年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这15年可以说是挖洞的15年，第二个阶段大致是撞墙的20年。2003年初，我第一次见到村上的时候，问他沟通与孤独的关系，他说人人都是孤独的，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切断众人之间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直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与某人连在一起。一个劲地、一味地把自己沉浸在孤独之中，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这是我的想法。一句话，孤独是沟通的纽带。为了这个，必须深深挖洞。        

       因此，村上的文学，尤其是前15年，是挖洞的文学。在这个时代，文学总体上都表现为放任孤独、欣赏孤独、把玩孤独。1973年的《弹子球》甚至通过主人公执着的寻找弹子球机这一无谓之物，而将孤独提升为超越论世自我意识，从而确保自身的孤独对于热衷于追求所谓正面意义和目标等世俗价值观的优越性。不妨说，挖洞的目的大多陷于自我治疗，挖洞是自我治疗的手段。《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国境以南，太阳以西》继续挖洞主题，但就挖得深了，希望能尽快与其他人在某处连在一起，这可能是由于穆乐死于孤独，栀子的姐姐和栀子死于孤独，再不能让主人公处于把自己围起来的自闭状态。《舞！舞！舞！》中，喜喜死了，咪咪死了，这使得挖洞的过程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难同别人连在一起。这意味着用挖洞来获取治疗的效果是有限的，于是第一阶段挖洞15年基本到此为止。        

       接下来就是撞墙的20年。不过针对体制这堵高墙的撞墙的努力并不是从刚才说的2009年开始的，开始于20年前的《奇鸟行状录》，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村上明确意识到仅靠挖洞那种开拓个体内心深度的做法有它的局限性，而要同更多的人连接，要进一步获取灵魂的尊严与自由，势必同体制发生关联。而体制未必每个时候都能保护作为鸡蛋的每个人的，这样就有了撞墙破碎的鸡蛋，村上表示总是站在鸡蛋一边。这个立场充分表现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奇鸟行状录》中，而在其中揭露和批判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的运作方式及国家性暴力，国家性暴力的源头及其表达形式上达到顶点。《海边的卡夫卡》、《1Q84》第一部和第二部中继续推进这一撞墙主题，笔锋直指日本黑暗的历史行为和新兴宗教所谓邪教这一社会病灶，表现出追逐孤独的个体同强大的体制、强大的社会架构之间的关联性的勇气。可是到了《1Q84》第三部，村上将笔锋收回，《没有色彩的多崎造和他的巡礼之年》以及最新短篇《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已经彻底回归挖洞作业，继续通过个体深深挖洞来同别人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回归个人生命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治疗的这个挖洞的主题原点。        

       这样准确说来，村上的创作路线呈U型，挖洞15年，撞墙15年，之后挖洞5年。应该说，挖洞与撞墙相比还是挖洞挖得精彩。引用中国作协李敬泽2013年就诺奖回答《瑞典时报》时说的一段话，他说，村上大概是飞鸟型的作家，他不是靠强劲的叙事，而是靠想象力表达人们心中漂浮的难以言喻的情绪。他的修饰和隐喻，丰富拓展了自我意识，同时认为村上文学的主题是全球化的时代人的生存境遇的感伤语言。而且，较之撞墙，打动中国读者的明显是挖洞部分。一个原因，中国本土不需要大叙事，缺少的是透视人们心灵经营后花园的自觉和细腻。经久不衰的村上热可以描绘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年轻人尤其年轻城市人心里的变化、情绪、感受与之互动、共振或相向而行的轨迹。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村上作品的局限性，逐渐由粉丝式阅读过渡到理性阅读和深层和深度阅读。大家知道，中国当前面临的一大主题就是社会转型，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这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存废和中国的未来走向。社会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与责任以及文明秩序为支撑的现代核心价值观。而村上作品在积极诉求个人自由尊严权利的同时又较多含有后现代元素。例如，对宏大叙事及其中蕴含的规律性本质性和对本质认识的可能性的否定，对理性、意义、价值和体制、秩序的结构的消解，而没有在制度安排和个人尊严，也就是高墙与鸡蛋之间摆出一张对话的圆桌。也似乎没有在挖洞的个体自由与价值取向的整体性即理性的建构之间找出对接点。        

       说得极端些，村上文学的问题在于：消解了意义和体制怎么办？

       或者说得干脆些，一旦撞倒了高墙怎么办？毕竟高墙不仅仅是规则和限定，也是遮风挡雨的屏障。这或许是我们的苛求，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日本作家提供我们中国社会转型期所需要的现代核心价值观或者相关答案。但不管怎么说，用一位读者的话说，村上毕竟教会了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如何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荒野中搭建一座小而坚固的帐篷？用外国小说、用爵士乐、用冰镇啤酒、用自然而然的性、用适可而止的绝望，以及有节制的爱。在这个意义上，村上作品中无所不在的主体性对于现代公民意识、公民社会的形成会有促进作用。因为只有意识到包括他人在内的个体灵魂的尊贵，并承担作为个体的责任而不是一味怨天尤人，这样的人才会是现代公民，由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才有可能成为公民社会。        

       从译者的角度来说，我特别欣赏的不是别的，是村上提供的村上式文体、语言风格。前几天我正在翻《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不由得被他的文体所折服。那么节制、内敛和从容不迫，那么冷静而不失温情，内心所有的感动和激情，都被安详平静的语言所包容。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希望村上春树尽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真或假，哪怕再不情愿，村上恐怕也还是要去斯德哥尔摩发表演讲的。川端康成讲的是“美丽的日本和我”、大江健三郎讲的是“暧昧的日本和我”。那么村上呢，我猜他十有八九会讲“虚无的日本和我”。        

       作为译者，我希望村上村树尽快获诺奖还有一个极其个人性质的原因，那就是：他获了奖我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终结关于他获奖的所有采访。八年了，我可受够了。

      （文本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感谢武汉大学王逸雯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