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追究內在垃圾和缺陷性的小說】/ 吳明益

這是時報即將出版的《多崎作》附贈的「村上春樹13部長篇小說巡禮專刊」裡吳明益寫的《發條鳥年代紀》專文，轉自吳明益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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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追究內在垃圾和缺陷性的小說】

吳明益

(這篇是為了村上新作《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的出版，應時報之邀談對村上印象最深的一本書而寫。)

我一直認為，直到《發條鳥年代記》，村上春樹才從一個迷人的作者變成讓人尊敬的作者。

從年輕的時候追隨村上的書，至今算算已經超過二十年了。村上春樹與其他作家不同的地方是，他的第一本書幾乎就確立了獨特的文字風格。這是重要且艱難的第一步，卻也是考驗的第一步，因為一個真正的好小說家不能光靠文字風格存活。年長的讀者當記得九○年代台灣出現了不少「偽村上風格」的寫作者，他們存活的時間都非常短，而且如今回頭看來都已無影響力。他們跟村上的差異在哪裡？

《發條鳥年代記》發表於1994-1995年間，在他完成我個人認為至今最具想像力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1985)，以及最暢銷的《挪威的森林》(1986)之後。《聽風的歌》、《挪威的森林》、《國境之南、太陽之西》對我來說是本質很接近的作品，它們都是憑藉作家的人生經歷，加上寫作者必定要有的獨特敘事能力與文字風格所產生的，也就是說，我認為這幾部作品村上或許有不少難關得突破，但基本上運用外部知識的地方並不多。《發條鳥年代記》則不然。

寫作《發條鳥年代記》時，村上已是個成功作家並旅居普林斯頓大學。普林斯頓不但是村上偶像費滋傑羅(Francis Scott Fitzgerald)的母校，他也接觸了同在學院裡，如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這樣的作家。摩里森在199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她的名作《寵兒》(Beloved)、《爵士樂》(Jazz)都涉及國家、種族、社會階級等嚴肅議題，有一種恢宏動人的大氣。或許不是和村上完全契合的典型，但我認為在極近的地方，有這麼巨大的一顆行星，對村上一定也有隱性的影響。（另外，這階段他也接觸了Paul Auster、Joyce Carol Oates等作家）

《發條鳥》和村上之前作品最大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明確地將一個故事場景設定在一個戰爭事件─日俄在滿州國上發生的「諾門罕戰役」。這是因為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與一本關於「Nomonhan」的書相遇的緣故。他開始搜集、閱讀了相當可觀的歷史材料，並試圖展示一個小說家結構、解讀、挑釁世界的大意圖，甚至到昔時戰地現場踏察。這是純粹以「情調」閱讀村上的讀者（或模仿村上式語言的偽作家），可能至今都還沒認真理解的事。

而1997年的《地下鐵事件》，更是村上做為一個氣度與眼界已開的作家，對奧姆真理教這個橫跨東京與紐約（奧姆真理教第一個海外分部就是在紐約）的宗教組織，以及背後深沉社會意識的反省。村上付出了不只是虛擬的紙上關心而是行動，訪問被害人與加害人的《地下鐵事件》與《約束的場所》相繼出版，我真正著迷並且佩服的村上才於焉形成。

分成三部，寫作時間長達四年的《發條鳥年代記》是「賦格式結構」的小說（標題與內容都非常音樂性），小說裡的一個時空背景當然是諾門罕戰役，另一個時空背景則設在當代。在這部敘事多聲部的小說裡，村上設計了兩個機關來做為「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通道，分別是「發條鳥」和「井」，後者我認為已成村上小說的共同意象。村上也在這部小說裡，真正建立了一個自足的「小說世界」，細心的讀者當會發現，這部小說的許多人物在他的短篇或長篇小說中，或像影子，或成為主角重新登場。更重要的是，村上描述無言、無目的殘酷（或來自個人，或來自體制）的能力，完全展現。

我還記得當年自己讀《發條鳥》時幾度想坐在椅子上「無聲地嘶吼」那樣的心情，做為一個讀者深深被「療癒性地傷害」的心情。

村上在《地下鐵事件》裡提到，他花了長久時間所訪問的沙林毒氣受害者過程中，「沒有一個人」讓他感覺是無聊的，他凝視這些人時，被生命的深奧打動。他也提到無法以司法審判處理世界所有的「罪」，因為如果「我們自己內心沒有將那審判過程所明朗化的事實，加以統合並血肉化成為綜合性視野的話，一切將很可能只是無意義地細分化，成為犯罪閒談的話題，然後就那樣消失到歷史的黑暗中去了。就像降落在都市的雨，順著暗渠流下，並沒有滋潤大地，就那麼直接流入大海裡去一樣。」法律能處理的只是人世的一小部分，那麼其餘的呢？

就交給文學吧。因此，做為一個能處理人生陰暗「其他部分」的作家，就得「深切地徹底追究自己內在的垃圾和缺陷性才行」。村上說這是他做為一個小說家，長久以來一直想要做的事，也是村上在我心目中不再曖昧，成為一個巨大身影的重要關鍵。